“我父亲的养兔大棚被强制搬迁造成损失，维权后镇政府派人来给了5.5万元补偿，却被硬说成个人的钱报案，还把我父亲以寻衅滋事抓了。”转眼间，父亲已经被羁押了半年多，河南襄城的冯女士想不通，向华商报大风新闻反映此事。
冯女士近日和记者说，他们家住许昌襄城县山头店镇蔡冯村，“我父母都是农民，父亲年过六旬，为人耿直。2023年，考虑到不便再外出打工，父亲就在村里承包了一块地，在种植的同时，筹措资金搭了一个大棚养殖兔子。”
“一共承包了十来亩地，大部分都是种庄稼和菜，在一块差不多一亩的地块上建了大棚。这块地此前就曾是大棚，被挖深了很多，我们建棚没有破坏种植层更没有硬化。”冯女士说，地是从村委会租的，没有签署正式合同，但当时她父亲要干什么村委的人也知道，并没有人反对。此后，冯家引进了大量兔子，筹划着能很快赚钱。
“不料，2024年7月4日，我父亲突然接到镇政府的限期拆除通知。通知中称，养殖大棚属违法占地、违法建设，并三番五次催促拆除。”冯女士介绍说。
冯女士介绍，父亲猝不及防，提出给些时间以便处理掉兔子减少损失，未被同意。
“由于天气炎热，兔子脱离兔棚恒温环境后不适应，在短时间内大量死亡。一星期多时间内，死了几百只，每天都要用麻袋处理死兔子。”冯女士痛心地说。
“租地建大棚借了不少钱，接着遭遇这些损失，父母难以承受，整天吃不下饭，精神恍惚。”冯女士说，后来父亲便开始维权。
老冯的举动引起了当地政府的重视。2024年8月6日、7日，山头店镇副镇长、武装部长、镇执法大队工作人员及一名包村干部等4人赶到蔡冯村，就兔子损失问题进行协商。
“他们代表镇政府和我父亲协商，同意给我家兔子损失补偿55000元。”冯女士说，当时对方给的都是现金，其父打了收条。
冯女士介绍，镇政府事先未通知，就在2024年8月7日下午派人对大棚进行拆除，其父亲曾试图阻拦未果。
“我父亲认为镇政府强拆其兔棚违法，于2024年9月份向襄城县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冯女士介绍，令他们家人始料未及的是，到2024年11月，诉讼案还没有进展，结果时任山头店镇副镇长、曾参与兔子死亡补偿事宜交涉的胡某某，突然向襄城县公安局报案，“他把镇政府给的补偿款说成是我父亲威胁索要了他本人的财物，其他人也附和这么说。”
到了2024年12月16日，老冯被当地司法机关以涉嫌犯强拿硬要型的寻衅滋事罪关押。2025年6月，老冯的案子曾开庭审理，至今还没判决。
冯女士说，他们后来才知道，赔付当日，镇政府4人在场，另外就是她父母二人，双方商讨很久，老两口点钱时，都不知道被对方拍了照片。
“这是我们与镇政府之间的事，我父亲没理由收副镇长个人的钱。”冯女士称，兔子死亡棚子被强拆已经给她父母造成非常大经济损失，投入的本钱全都打了水漂，父亲还被关押。
镇政府行政诉讼答辩状确认补偿款系“政府补偿”，养殖户两重要证据质疑寻衅滋事案合法性
冯女士表示，2025年3月，其母向襄城县人民法院起诉要求确认山头店镇政府拆除其养殖棚越权违法，认为当地政府拆除大棚行为缺乏合法法律依据。
“在该案件的审理中，山头店镇镇政府曾提交《行政答辩状》，里面明确说那些就是镇政府的补偿。”冯女士说，不仅如此，答辩状中称拆除是在其父的指挥下进行的，真实的情况是其父阻拦无果。
冯女士向记者提供的山头店镇政府的行政答辩状中，多处强调镇政府拆除兔棚具有合法性，但在表述中确有两处有“在山头店镇政府对冯某某补偿后实施了拆除”和“答辩人（指镇政府）多次和冯某某沟通、协商并进行补偿”等表述。
冯女士提供的金额共计55000元的两张收条显示：收款名目“山头店镇兔子死亡补偿金”。
“实际上，当时政府工作人员还补偿了部分维权费用。”冯女士说，其父至今已被羁押七八个月，但她认为父亲是被冤枉的，收条内容和镇政府的答辩状表述都足以说明问题，“控告人和镇政府工作人员明显是隐瞒真相故意附和，是虚假控告和虚假陈述。”
记者联系蔡冯村村支书崔某某，对方未接听电话。随后，记者联系到了另一名村干部，对涉事大棚所在地块是否是基本农田他表示不清楚，但证实那块地此前就有大棚。并认为，如果那里属于基本农田，不允许搭大棚，从一开始就应该叫停。等人养了兔子了再拆，属于劳民伤财。
而后，记者正常采访多名村民，有村民表示，这个钱应该是政府赔的兔子损失，所以副镇长报警抓人不对。
村民们介绍，实际上该村早在多年前就出现占用农田现象，“有人占了地盖了房子，有的挖成了鱼塘，很多地块已经没办法恢复原状。”村民们说，冯家从村委会租的地却没有经过村民小组，个中问题只有村委的人知道。
记者联系到了曾参与冯家补偿一事并最终报警的胡姓副镇长，其表明了自己已经不在山头店镇任职，不便回应，“你联系单位吧，就是镇上，他们要让我说我才能说。”
此后，记者联系参与补偿的另两名工作人员刘某某和孙某某，一个表示需要通过宣传部门，另一个直接挂断电话。
当日补偿交涉中究竟发生了什么？现场参与者、老冯的妻子刘女士向记者讲述了经过。“一开始的5万是老冯到上头反映时，他们撵过去说的，当时是那个姓刘的和姓孙的。”刘女士说，2024年8月6日下午，镇上4个干部赶到蔡冯村村委会，一个村干部打电话通知他们两口过去，谈判过程中只有镇政府4个人和他们两口子，没有村委的人。
“那天说到很晚，之前死掉的500多只兔子说给5万，又说了棚子拆了后还剩下的一百多只给5000元。”刘女士说，说好后，那个胡副镇长曾经用A4白纸写下收条，内容为收到胡某某个人的5万元款项，并让老冯签字，遭到老冯拒绝。老冯说这是政府的补偿，不能写成收他个人的钱。最后，双方达成一致，写成镇政府补偿款，老冯才签了字，“当天都是现金，我俩现场数钱被人家照了相都不知道，后来被人家拿到法庭上去了。”刘女士说。
“从现有证据材料看，镇上工作人员有虚假报案的嫌疑。”就此，陕西恒达律师事务所高级合伙人、知名公益律师赵良善表示，老冯获得的补偿款有双方出具的书面收条，且是镇政府多名工作人员在场协商后给付的，这表明该款项是镇政府就养殖棚相关事宜给予的补偿，而非老冯向副镇长个人索要。时任副镇长将此称为个人被威胁索要财物并报案，存在虚假报案的嫌疑。
赵良善表示，根据《刑法》规定，寻衅滋事罪在主观方面要求行为人主观上存在恶意，公然藐视国家法纪和社会公德，动机是通过寻衅滋事活动追求精神刺激。而该养殖户是因养殖棚被拆、兔子死亡等遭受重大经济损失，为维护自身合法权益而反映维权，并非出于恶意寻衅或追求精神刺激。另据《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寻衅滋事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规定，强拿硬要构成寻衅滋事罪需达到情节严重，如“强拿硬要”公私财物价值一千元以上，或者多次强拿硬要等。而该案当事人老冯是基于养殖兔子等损失获得赔偿，并非“强拿硬要”，不存在情节严重情形。
赵良善称，《人民法院报》曾发布调研报告说明，近年来寻衅滋事罪有被泛化适用的倾向，并建议审慎处理因信访、而引发的寻衅滋事案件。具体到本案，老冯很可能属于寻衅滋事罪被泛化适用的情形，建议通过合法途径，向有关部门反映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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